第四卷《混乱世界》三十五、室内定计

　　"什么事？说吧。"李文宇放下手里的工作，"阿风"也立了起来。李文宇的随行秘书报告道："有贵客来了，是于右任老先生。" "快快有请，啊，不，我要亲自去迎接。"李文宇连忙一边拿起外衣穿上，一边往外走去迎接。现在于右任可算是自己的岳父，李文宇能不万分恭敬吗？！
　　把于右任恭恭敬敬的迎接进了自己的临时办公室后，李文宇看到桌上自己画了一半的图纸也忘了收拾，其实他的屋子一般不让人进来，更不许别人乱动他的东西，没人敢违背他的命令私自收拾他屋里的东西。李文宇连忙把图纸卷起来，嘴里说道："于伯父，您请坐，小侄这里太乱了，也没提前收拾，请原谅。"应该说，于右任对李文宇的还是十分看重和满意的，在李文宇这个年龄段能跟李文宇比肩者几乎寥寥无几，而自己的义女于巧怡也是个十分出色的女子，一般人她也不会看在眼里，和李文宇情投意和、两情相愿，这样的结合怎么说也不错。最难得的是，李文宇跟于巧怡很是相似，如果说于巧怡是个嘴里经常哼着莫名其妙的歌曲（现代流行歌曲）、总有奇怪念头的疯丫头的话，李文宇不也是个哼着类似歌曲、画着奇怪设计图纸的怪人吗？单从这个角度看，俩人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海如呀，你和巧怡的婚事是定下来了，打算什么时候完婚呀？！"于右任明显是没话找话。
　　"于伯父，这样的喜事我自然是希望尽快了，等我翻翻黄历，找个就近的适合嫁娶黄道吉日就把事情办了吧。"李文宇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确实想快点把于巧怡抱在怀里。
　　"啊，好，这我就放心了。"于右任停顿了一下，又说道，"海如呀，你好像平时不怎么关心政治呀？！" "于伯父，是这样的。我认为，作为军人，打仗才是他的本职工作，干预政治不合适也不合法。军人要从政，应该等他退役之后；当然，政府也必须要确保军人的利益。"李文宇说道。不过他少说了一句"最高统帅除外"，李文宇自己就是军人，而回到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军事、政治最后的决定权都在他的手上，虽然说定远军控制区的中央议会对包括他在内的政府高级成员的权利有一定的限制，但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双方没发生过冲突。
　　说起来李文宇在自己地盘上受的约束怎么也比蒋委员长大，而定远军政府的政府结构简直被不少人看作怪胎。地方的政府人员全都是由军政府委任而并非由选举产生的，但地方议会的议员对政府官员确实有真正的建议权和弹劾权，全体政府官员被要求政务公开，而且普通民众也可以对政府工作提出投诉，这形成了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一种真正制约。定远军控制区坚持法治，像官商分离、司法公正、反贪污腐化之类做的也都还可以，敢于明目张胆冒犯法律的官员还真少见。除了常规的检察机关外，加上政府工作规程严格要求的监督，还有专门的"廉政公署"也在关注着所有政府工作人员，所以他们想违法都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说，定远军控制区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三权分立"，李文宇虽然是最高统治者，但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但是定远军政府不但对于文化、教育、宣传等方面抓的十分紧，而且某些法律之严酷在全国都稳居榜首，根本不像个现代民主政权。比如：凡发表投降日本、同情日本言论者将示情节严重与否受到从鞭刑到无期徒刑的刑罚，还要没收5%-30%的家产；在军需品供应、重要基础建设上以次充好、偷工减料导致事故者，本人处死，全家流放，家产全部充公；破坏社会安定的恐怖分子、分裂主义分子、叛国者全家皆杀，家产全部充公......
　　这简直让所有第一次听说的人简直不敢相信，一人犯罪全家皆杀的作风即使在向来草菅人命的国民政府中统、军统还有汪伪"国民党中央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也不多见，而不到6年时间定远军政府执法部门已经按照此法杀了1万多户（主要是新疆等地的维、哈族叛乱者和他们的家人），近10万人。可就这么个法律严酷的地方，大量民众主动愿意涌入，而且连续十多年经济增长率都超过了50％，短短十几年时间就从一个"苦寒之地"一跃为全中国乃至全亚洲经济、军事、科技和政治最发达之地，定远军控制区不是只发展军工业，其日常消费品非常充裕，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基本上是一年一个台阶往上跳。而且各方面的矛盾都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社会各阶层之间关系十分和谐，无须通过流血的阶级斗争来解决问题。人民收入差距合理，平均基尼系数为0.38；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各地区恩格尔系数均在52%以下，个别地区甚至达到41%.这自然受到了全国各方面势力的一致关注，无论是官方还是民众，不管是媒体专家还是斗升小民，都对这片地区充满了好奇，或者说向往。因此，李文宇的一句话，或者他的趋向绝对不容忽视，想到这里，于右任索性把来意说出来了："海如呀，是这样，现在国共两党就一些治国观点不同展开了论战。毛先生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蒋委员长则写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双方争论得不可开交。国内朝野各界，还有民主人士，都各自支持不同的观点，一时之间意见也无法统一，委员长想听听你的观点。"李文宇一听心里就嘀咕：我就知道找我没好事，发表观点这是容易的事吗？这也太缺德了，可是把我推到风口浪尖上了，我支持谁另外一方不得骂我呀？何况这将完全破坏我在重庆和延安之间一向"走钢丝"的平衡状态，蒋委员长怎么说也是现在中国的最高统帅，他明显就是要我在这件事情上支持他，我一句话说得不对被他抓住了就是麻烦。如果说自己残酷对待日本、苏联在蒋委员长看来没什么大不了，扩充实力也在他能容忍的范围内的话，可公开反对老蒋还是件把自己置于险地的事情。至于帮着老蒋反对中共嘛，因为对苏联动武自己本来就和中共高层有一定不愉快，不过双方都希望弥补这些不愉快，难道为了老蒋把矛盾激化吗？！
　　李文宇这么小心不是没有道理的，除了在国共两党中自己处于夹缝之外，李文宇也不得不万分关注局势的发展。自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定远军忙于收复东北、外蒙古和其余北方国土，进行了连续作战，因此对于舆论导向的关注暂时降低了。直到中苏边境问题谈判尘埃落定之后，定远军政府才算抽出功夫来关注这些。
　　20世纪40年代初，国共的第二次合作离破裂就已经不远了。毛泽东于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中共官方认为，《新民主主义论》与毛泽东此前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是配套的理论，标志着中共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相应的一整套具体政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而历史学家也认为，毛泽东的这套思想体系不仅是出于路线指引的需要，也是对蒋介石反共的回击。
　　而作为回应，到了1943年3月，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也出版了。此书由蒋介石授意，陶希圣执笔。全文共分八章：（1）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达；（2）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3）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之深刻化；（4）由北伐到抗战；（5）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工作之重点；（6）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7）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8）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全文的核心是宣传只有国民党救中国，只有三民主义救中国。
　　《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基本内容是要中国人"事事以民族为本位"，"以忠孝为根本。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与此同时，重申"中国人民老早就有了很大的自由，不须去争。""无论在战时或战后，一片散沙一样的‘个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蒋介石一再高呼："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书中还谴责："世界上那一个国家的政党，有从事武力和割据的方式，来妨碍他本国的国家统一，而阻碍他政治上进入轨道的？这样还不是反革命？......怎么能不祸国殃民？"即指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地方势力搞封建割据。
　　《中国之命运》的基调是强调宣扬中华民族的所谓"固有的德性"、"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品性"，认为西方文化的入侵使中国原有的优越伦理和宗族社会组织被破坏。书中惊呼：近百年来中国人"因为学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外国文学的奴隶"，"中国国民对于西洋的文化由拒绝而屈服，对于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转为笃信，信其所至，自认为某一外国学说的忠实信徒；自卑转为自艾，极其所至，忍心侮蔑我们中国的固有文化遗产".书中更是强调的："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说："国民党一本我民族固有的德性，以情感道义与责任义务，为组党的精神。他绝不像其它党派，用机巧权术，或残忍阴谋，而以利害自私为结合的本能。"蒋介石以为，"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
　　《中国之命运》出版后，一时之间在国内引起强烈震动，非常畅销。而毛泽东也立即部署舆论反攻，这些"秀才"官员包括：政治秘书陈伯达，还有范文澜、艾思奇、齐燕铭等著名文人。陈伯达花了三天三夜写出《评蒋介石先生的〈中国之命运〉》，原拟作为《解放日报》社论发表。毛泽东审阅了全文，改标题为《评〈中国之命运〉》，并改署陈伯达个人名字。
　　而此文章开头一段，是毛泽东亲笔所加："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国之命运》还未出版的时候，重庆官方刊物即传出一个消息：该书是由陶希圣担任校对的。许多人都觉得奇怪：先生既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什么要让自己的作品，交给一个曾经参加过南京汉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对同盟国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汪精卫千丝万缕地纠合在一起的臭名昭著的陶希圣去校对呢？" "难道国民党中真的如此无人吗？《中国之命运》出版后，陶希圣又写了一篇歌颂此书的文章，中央周刊把它登在第一篇，这又使得许多人奇怪：为什么中央周刊这样器重陶希圣的文章？难道蒋先生的作品非要借重陶希圣的文章去传布不成？总之，所有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因此，引起人们的惊奇，也就是人之常情了。"
　　陈伯达的文章于7月21日刊于延安《解放日报》。当天，中共中央宣传部便发出《关于广泛印发〈评《中国之命运》〉的通知》，全文如下：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陈伯达同志《评〈中国之命运〉》一文，本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并广播两次。各地收到后，除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外，应即印成小册子（校对勿错），使党政军民干部一切能读者每人得一本（陜甘宁边区印一万七千本），并公开发卖。一切干部均须细读，加以讨论。一切学校定为必修之教本。南方局应设法在重庆、桂林等地密印密发。华中局应在上海密印密发。其它各根据地应散发到沦陷区人民中去。一切地方应注意散发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应乘此机会作一次对党内党外的广大宣传，切勿放过此种机会。
　　这场笔战后来演变成意识形态之争：国民党的中宣部把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列为"必读之课本"，中共的中宣部则把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列为"必修之教本".两党的笔杆子总部--中宣部为此大唱对台戏。
　　"一石激起千层浪"，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甚至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1943年春《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后，著名人士闻一多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总之，国共双方争来吵去，朝野争论不休之际，都打到筋疲力尽的时候，大家突然间才发现，定远军政府和李文宇对此一点意见也没提出。或者应该说，正是定远军打的一系列胜仗冲淡了全国民众对这场争论的关注，定远军忙于战争忽略了发表意见这不难理解。不过现在中国，无论谁也不可能忽视定远军政府和李文宇，尤其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收复了国土，无论怎么说都是民族英雄。而民族英雄的支持，对于争论的任何一方都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李文宇现在来到重庆述职，这绝对是难得的机会。
　　可想而知，现在李文宇要发表言论支持或者反对哪一方的话，只要稍有差迟，就会陷入麻烦的深渊。所以，李文宇看着于右任，心里说：我可是巧怡的丈夫呀，虽然巧怡不是你亲身女儿，你也不能这么害我呀！于右任其实也是没办法，他也不想让李文宇陷入麻烦当中，可是蒋委员长对他又是恳求又是命令的，他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才不得不来和李文宇商量的。
　　不过现在躲是躲不开了，李文宇要是拒绝的话轻则说是驳了自己未来岳父的面子，往重里说简直就是驳蒋委员长的面子，这对自己并不好。就算是婉言谢绝，老蒋只怕也不肯善罢甘休。那么索性利用这个机会为中国的发展做点事吧，至于得罪中共和一批民主人士，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了，不过比得罪蒋委员长好。"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嘛！
　　李文宇眼珠转了转："我说岳父大人......"于右任一听这连称呼都变了，于是也改口道："贤婿请讲。" "您也知道这是件既不好办又得罪人的事，当然我不是说要拒绝。要不您领我去见委员长，我跟他商量商量。"李文宇说道。
　　"好，咱们这就去。"这才是于右任的目的。
　　其实，李文宇住的地方本来就是蒋委员长安排的，离老蒋的住处本来就很近。很快，两人就受到了蒋委员长的亲切接见，蒋夫人宋美龄，还有小蒋（蒋经国）也在一旁坐陪。经过一阵客套之后，李文宇直接就问老蒋："蒋委员长，承蒙您看得起，交给卑职一个艰巨的任务，卑职十分感激。可卑职看来，就算我能请来天下有识之士批驳中共的《新民主主义论》，但难道中共就会完全服从您吗？而且，共产党手下也有不少优秀的‘笔杆子'为他们摇旗呐喊，咱们要辩论也不一定稳站上风。现在要求民主、还有被共产主义思想吸引的年轻人着实不少，他们处在一个充满好奇和思想判逆的年龄段，或者别人越不让他们接触的他们越想了解，一味禁止的话只怕会适得其反。请委员长三思。"李文宇说得道理老蒋怎么会不明白，只不过他一要试试李文宇对自己的忠心，二是要离间定远军和中共的关系，三才是批驳中共的言论呢。于是，老蒋也说道："海如呀，你说得很有道理，我也不是不知道。可是，难道就这么容忍共产党发表这样可恶的言论吗？！海如呀，你平定了新疆叛乱，收复了东北、外蒙古、外兴安岭等地，扬了我中华的国威。这本来是利国利民的大功劳呀，可这样也惹怒了苏联人，中共作为苏联在中国的代言人，对你肯定是颇有怨恨的。我知道你不喜欢介入政治斗争（才怪），可恐怕共产党不会让你如愿呀！"李文宇连忙说道："卑职多谢委员长的关心，共产党想找我麻烦也没这么容易。卑职的意思是，跟共产党在言论上辩论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何况就算辩赢了难道能把共产党的人都杀了？！"说到这里，他盯着老蒋看了看。
　　"那到不必。"老蒋心里很想这么做，只是没有那个能力付诸实施而已，索性嘴上显得仁慈一些。
　　旁边的宋美龄插话了："海如，你虽然年轻，确是足智多谋，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出个两全其美又不伤和气的好办法？"李文宇微一欠身，回答道："夫人，其实我刚才到也想了个既不破坏国共合作抗日大局，又能分散全国民众的注意力，又能给为中共摇旗呐喊的那些‘民主人士'一点教训的主意。不过，这个办法对中共并没有多大打击，最多只是打击一下他们在重庆的喉舌。而且，虽然委员长不会反对，但只怕政府内也有很多人对我的这个主意并不赞同。" "呕，有这样的好办法，海如说来听听，让我们大家一起参详一下。"老蒋也对此产生了兴趣。
　　"其实这个主意一点也不新奇，其关键在于两点。第一，如果一两个赞同中共言论、和中共关系非同一般并积极为其摇旗呐喊的‘民主人士'如果惹了众怒，比如说有汉奸行为的话，那么中共脸上也不好看；而且会让民众连带的对中共言论也产生怀疑，毕竟共产主义是从苏联传来，再加上苏联和日本狼狈为奸，作为和苏联关系不一般的中共沾上汉奸这种事尤其招人恨。第二嘛，就是让那些平时对政治斗争不怎么关心，但却又比那些文人对国家更重要的群体也自发资源地加入到谴责这个无行文人的行列中去......" "平时对政治斗争不怎么关心，却又比那些文人对国家更重要的群体？您是指军人吗？或者说我国有其他这样的群体吗？"蒋经国对此表示怀疑，老蒋和宋美龄也抱有同感。
　　李文宇笑了笑："我当然不是指军人，军人干预这种事有武装镇压之嫌，这样只会把事情闹大，而且那些文人又要指责政府独裁了。我指的群体是科学家。" "科学家？！"蒋家三口同时喊了出来，这个答案太出乎意料了。
　　"不错，就是科学家。"李文宇笑道，"其实委员长、夫人、岳父大人、建丰兄都知道，中国什么时候都不缺乏文学家、诗人、艺术家，而这些人对于增长中国的国力没有什么直接的帮助，而且他们向来都是最不容易满足，对国家忠诚感最低的人群。他们叛逃出卖的时候，从来就是慷慨激昂、振振有词、毫不犹豫与争先恐后。他们对国家、对同胞的忠诚，盛不满一个小汤勺。而真正为国家强盛和按宁作出贡献的军人、政治家、科学家，向来都是他们急欲排挤清除的对象；而对国家民族忠贞不二的文人，也是那些无耻文人要全力打击的对象。" "这个，海如，你打击面太大了吧？你刚才也说了，文人中也有不少忠贞爱国的，何况这些文人也没得罪你。"于右任被李文宇的话吓得不轻。
　　"是呀，是呀，海如你有点偏激了。"宋美龄开始打起圆场来。
　　"夫人，对他们不能太纵容了。明朝末年的东林党人倒是关心国事，可他们只是一味地陷入了和阉党的斗争而不把心思放在治理国事上，造成了明朝国家机器的瘫痪，否则明朝不可能亡得这么快这么惨！现在的文人也应该明白，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写小说、散文、诗歌的作家、艺术家，而是能设计研制先进武器、改善工农业生产的技术专家，文人们需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这些人是没得罪我，但是那些为了国家呕心沥血工作的科学家不是这些无行文人能够随便评论的，他们居然敢说我们的化学家、生物学家研究的武器不人道，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限制这些科学家的研究，还为日本人百般开脱，这不就是汉奸行为吗？比起优秀的科学家来，如果硬要我作出取舍的话，我只能放弃这些文人。"李文宇说道。
　　其实李文宇心里也有火，自从对日本本土发动生化反击之后，居然有许多重庆后方的文人纷纷撰文指责定远军发展并使用生化武器，还说什么日本人民是无辜的，有罪的只是一小部分军国主义分子。他们不敢公然指责李文宇等定远军高层，只能把矛头对准这些忙于为国辛劳、没功夫和他们进行口舌之争的科学家们，甚至某些个别人还声称这些科学家应该接受审判。尽管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并不赞同这个观点，科学家们也比较有涵养或者忙于研究根本没功夫注意这些，可是身为领袖的李文宇如果对此置之不理的话从哪一方面也说不过去，也让人寒心。何况在李文宇看来，科学家、技术人才是中国最宝贵的人群，是中国成为强国的中流砥柱。同样，这个人群也是中国最脆弱的团体，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他们一直被儒生瞧不起，被异族视为眼中钉，在政治斗争中科学家、技术人才也向来比较迟钝。
　　因此，必须让所有中国人，乃至全世界人都知道，我李文宇对科学家、技术人才是最看重的，任何打他们主意的人下场都不会好。而且，这十几年西北的科学家、技术人才一直受到了定远军控制区各界的一致尊敬，这些曾被视为"奇技淫巧"的"匠人"是定远军控制区强大力量的基石，是绝对不能受这种无端的指责的。中国知识界的统治地位应该由代表直接服务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科学家、技术人才来执掌，而并非那些代表社会生产关系调节作用的文史艺术学者们，甚至于公务员中理工科人员也应占据足够比例。
　　"海如，别把事情闹得太大了，咱们也不是要把这些文人都消灭掉，只是要惩治一些不明事理的人。"老蒋也吓得不轻，他万没想到李文宇居然出了这么个招。平心而论，他虽然也讨厌这些文人，但要把他们全打倒任谁也没这么大胆量。
　　"委员长误会了，我也不是说要把他们都打倒，那样不就把他们推到共产党一边了吗？我的计划是集中火力打击一个人，而攻击他的理由嘛......"李文宇笑道，掏出一张纸来写了四个字，后面又写了一个人名，"就是这个条例，这个新条例我曾经让逸之（谢澎的字）呈报给了行政院来代替民国25年（1936年）1月22日通过的老条例，不过因为中苏谈判的原因暂时被搁置了。现在只要委员长和参议院一致通过这个新条例，并公开支持其实施。那么，打倒这个中共在重庆的喉舌就包在我李某人身上了。"老蒋看了看，支持这个新条例没什么不可以的，虽然国民政府内有不少人反对这个新条例，但也有不少人支持，而老蒋对其向来不置可否，反正他对这种看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向来不太关心。不过，当他看到李文宇写的那个人名的时候，不由得惊讶的问道："海如，你确定是要打倒他？！" "当然，莫非委员长觉得以他为目标不合适？"李文宇笑着问道。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要打倒他不是那么容易的吧？他可是中共在重庆的吼舌之首呀，中共一定会大力声援他的，何况他平时也迷惑了中外文化界不少人和不少青年人，人脉很广，恐怕不那么好对付吧？"老蒋迟疑的只是结果是否能达到预期，但对打倒这个人本身他是举双手赞成的。
　　"委员长，逸之呈报的新条例是利国利民的好建议，但那家伙却一向反对，我们就由这个做切入点来对付他。这事我们首先以学术观点展开讨论，然后以其作为引子加以引申，甚至能够把他和大汉奸汪精卫的观点联系起来。那时候，中共和其他民主人士想为其说话也没那么容易了，何况中共高层和不少民主人士本来就对这个新条例比较支持，至少不反对。当然，委员长您也得有所表示，这关系着那些科学家、爱国民主人士眼里您威信的提升与否。而且这件事能顺利实现的前提就是政府、行政院、卫生署、教育部等部门都要大力支持新条例，不能反复；否则的话，就没有实际意义了，那些本来对您产生好感的科学家、民主人士也要为此抱怨了。您愿意吗？！"李文宇问道。
　　......
　　走在回来的路上，于右任还忍不住问李文宇："那个人好像从来没惹过你吧，你怎么要如此卖力地打倒他？我看蒋委员长虽然很反感他和中共搅在一起，但也没这么讨厌他。难不成你们有什么私人恩怨？"李文宇耸了耸肩膀，满脸无辜的表情："岳父大人，我跟那个人之间确实没有任何的私人恩怨，我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国家，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为了一个巨大的产业。‘天下大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谁叫他挡在历史的前头了呢？"挡在历史的前头？恐怕是挡在你的前头了吧？"无利不起早"，他这么卖力，没有足够的好处才怪呢？再问也没用，他才不会跟我说呢。于右任想道。
　　李文宇笑了笑："岳父大人，那个人的所作所为简直是直接践踏中国传统文化，相信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您也是支持我的提议的吧？您的老朋友，我已故的义父--谭延闿先生是多和气的一个人，向来不愿意和人发生什么争执（谭延闿外号"谭玻璃"，可想而知这人有多圆滑），但一向平和的他也多次跟这种践踏中国传统文化的行为正面交锋呢。中国的广大民众也不会支持这种行为，我们既是要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这也是顺应民心的举措，您有什么可担心的？！" "可是这人影响力不小呀，你就凭这些推测就要对付他只怕没这么容易吧？而且这么做，很可能被人认为你是对全国民主人士的敌视，你真得考虑好了吗？" "呵呵，这个您放心，此人就是个无耻文人。私生活不检点，在日本留过学，还指责我们对日本发动的对等生化反击，自以为是还是个软骨头。我可不想看他写的无耻诗歌，更不想让这个对国家没半点正面贡献的家伙将来骑在我们科学家的头上。这要是在德国，早把他送到集中营去了。"李文宇不以为然的说。
　　于右任上下又看了李文宇两眼，问道："对了，先不说这个，你刚才跟委员长说重庆军政部部长办公室和委员长侍从室里都有共产党的卧底，而且级别都不低，这可不是信口开河吧？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中共卧底究竟是谁了？"李文宇连忙摆手："您多心了，中共卧底确实是有的，但具体人员还有待确定，我只是提醒委员长小心而已。您知道吗，连傅作义的女儿都是共产党，更别说重庆军政部部长办公室和委员长侍从室了，我只是希望委员长万事小心而已。"其实卧底是谁李文宇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但他就是不说。说了的话，共产党恨他自不必说，老蒋想到他连如此隐密的事情都能得知，只会把自己看做是个大威胁。
　　"天哪，对了，你是要大干一场，会不会把重庆文化界闹个底朝天不可，可不会出什么乱子吧？！"于右任担心地问道。
　　"这个您放心，这些我早就考虑过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何况，能有多少人能坚定地站在那个人一边呢？就算有也无济于事，五天之内，蒋委员长和我控制的媒体舆论就会对那个人造成相当大的压力。而一星期之内，等那几位来到重庆并发表意见的时候，就是他彻底完蛋的时候。当然，我希望您劝说您的部下和朋友避免卷入这场争端，最后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最后收场。" "你好像根本不担心自己会失败呀？！"于右任疑惑地问道。于右任何等人物？惦念护法战争期间，1918年陕西靖国军起义，于右任就是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还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1931年2月2日，出任监察院院长至今。（真实历史上任监察院院长30年，是国民党政府五院院长中任职最长的一人，后到台湾）。
　　连他都没把握的事，李文宇却不在乎。"在这件事上，我根本不可能失败。"李文宇笑着回答。他的自信心来源于对自己优秀部下的信任。他没有说出来的是，自己控制的媒体确实负责部分对敌人在舆论上的打击，但实施这种打击的主要力量是一支隶属于定远军的专业军队。一个人再强，也敌不过一支军队。
　　这支部队是个直属于定远军总政治部的军一级别单位，但总人数不过1万人，连定远军一个常规师（大约1.5万人）的人数都不够。可是部队的负责人是上将军衔（定远军军级别正职多为中将），还兼着总政治部副部长，如果看他们臂章上的的兵种标志图案，却是在象征总参谋部的算筹（中国古代计量器具，用竹制成，所谓"运筹帷幄"中的"筹"就是此物。抗战中国民政府中央军的参谋，定远军则在总参谋部及下属参谋的肩章中使用此图案）标志下，交错的一支毛笔和一支九品箫，说明其和总参谋部渊源也不浅。这个图案取自楚汉相争时垓下之战时汉留候张良逼死项羽的两件"宝贝".这支代号为"楚歌"的部队任务与张良当年的计谋类似，是一支心理战部队。
　　注：垓下之战中，张良吹箫，汉军将士"四面楚歌"，吹散了项羽的八千子弟兵，吹得虞姬自刎。而项羽跑到乌江的时候则看见许多蚂蚁在江边聚成了"项羽死于此地"的字样，古人迷信，项羽只得长叹"天亡我也"，于是在乌江横剑自刎。实际上这几个字是张良前一天夜里用毛笔沾了蜜糖写在地上的，白天爱吃糖的蚂蚁自然聚成了这几个字，完全是计谋，跟天意没什么关系，楚霸王被骗了。由此可见，张良可是一位中国心理战的先驱者了。
　　所谓心理战，是指敌对双方运用心理学原理，通过宣传和其他活动，从精神上瓦解敌方国家及其军队的作战样式。心理战是一种以隐蔽本来目的为主要手段的曲径通幽的暗中征服战，心理战实施者往往通过影响对象的潜意识，改变心理战客体的意识和认知，以达到心理战目的。通常包括宣传心理战、欺骗心理战、恐吓心理战、干扰心理战和特种心理战等在内的全新样式的心理战，受到军事家的广泛关注。
　　宣传心理战。是现代战争中最常见的心理战样式，即利用多种信息传播媒介，对敌方的思想和感情施加逆向性影响，改变其正常的思维和行为，进而达成己方作战企图的一种心理战样式。战争中开展宣传心理战，主要的手段是利用无线或有线广播以及电视等大造舆论；散发宣传品，邮寄心理战书信；实施战场喊话，利用战俘进行瓦解；散布谣言传闻等。
　　欺骗心理战（亦称诡诈心理战）。即以诡诈和欺骗的方法，造成敌人的错觉，导致敌决策上的错误，并陷入失败的陷阱。此种心理战过程主要有：发送假信息，引起敌注意；敌接受信息，产生错觉；敌决策失误，陷入被动。其常用的手段是：实而虚之，诱敌上当受骗；虚而实之，使敌不敢妄动；虚而虚之，让敌视之为实；实而实之，让敌视之为虚；虚实结合，致敌迷乱，惑敌失智等，从而为作战行动的胜利奠定基础。
　　恐吓心理战。是利用具有威慑性的信息，对敌方的思想、情感和意志施加影响，从心理上施加压力，造成敌方心理上的恐惧感，破坏其心理平衡以遏制敌方，或使敌方屈服。
　　干扰心理战。是在战争中通过采取能够引起敌方心理异常反应的行动，使敌方正常的思维被扰乱，有序的行动被破坏，从而陷入紧张焦虑、烦躁恐慌的心理状态中，以至于思维失常，决策失误，在被动中受制于人。
　　特种心理战。是指运用心理暗示、心理扰乱、心理恐吓、心理眩惑等手段，刺激和压制敌方军民的心理，扰乱其正常思维，诱使其被动地施谋运势，从而达到摧毁敌方的意志，瓦解敌方士气的目的。这种心理战被冠以"特种"两字，是因为它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能够灵活地选择宣传心理战、欺骗心理战、恐吓心理战和干扰心理战等作战样式，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心理战是对多种心理战样式的综合运用。
　　心理战常用的手段包括：宣传、恐吓、威慑、欺骗、诱惑、诡诈、怀柔以及收买等。其中，宣传是心理战的基本手段，往往通过无线、有线广播，散发宣传品，邮寄心战书信，实施战场喊话，宣传本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主张；有时发动谣言攻势，进行挑拨离间，策划暴动骚乱，从事破坏暗杀，来动摇和瓦解对方的军心、民心，削弱其战斗意志。心理战的武器往往不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暴力武器，而是信息，是一种意在影响攻击对象思想和行为的攻击性"武器".这种信息，有时是彻底公开地显露给对方，显示给国际社会；有时又若隐若现，使对方可见不可得，可望不可及，从而产生疑虑、不安、甚至恐惧。
　　进行心理战的要求是：宣传上要主动进攻；充分了解敌军心理上的强点和弱点；重点是对敌方军官从心理上进行瓦解；心理战的手段要与部队作战行动对敌施加的心理影响结合运用；要加强己方的心理训练，及时识破和挫败敌方的心理战。
　　心理战起源较早，中国古代的"四面楚歌"，就是运用心理因素的成功例证。现代心理战作为一种专门的斗争手段被普遍重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一些国家和军队对心理战的研究和运用逐渐广泛地开展起来，建立了专门的机构，研究心理战的理论，搜集心理战的情报，制订心理破坏的政策和方法，考察心理影响的效能，研制并改进心理战的技术器材等。20世纪50年代初，一些国家和军队又相继成立了心理战学校、心理战中心、心理战局和最高决策机构心理战委员会等。有些国家把心理战作为总体战的一个环节，与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斗争紧密结合，交互运用。
　　早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军就设立了许多心理学部门，武装部队均设有心理部，医务部中也设有心理分部，在前线远征军司令部还设有心理战机构，专门从事心理战工作，可见战争心理学一直成为美国军事心理学中最突出的研究领域，其《军人心理学》曾受到许多国家军事心理学机构的重视。21世纪初，美国军事心理学的主要课题有：军事人力资源的心理学研究，军人评价的心理学研究，军事训练的心理学研究，军事组织效率的心理学研究，作战的心理学研究及军事工程的心理学研究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约有100万人患有战斗紧张症，其中45万人因患精神病而退伍，占美军因伤病退伍人员总数的40％。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军队出现战斗心理异常反应现象高达30％。国外有关军事心理研究调查发现，美军在战争中，有80％-90％的参战者都有明显的恐惧表现，其中有25％的人表现为呕吐，10％~20％的人表现为大小便失禁，而武器装备在使用中出现故障和事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战斗恐慌造成的。
　　由此可见，战争中通过实施有效的心理战，往往可以实现以有限的兵力、最小的伤亡和物质消耗达成预期的军事和政治目的。在危机反应时期，通过实施有效的心理战，不仅可以涣散和降低敌精神稳定性，使敌方在战斗行动开始前就丧失抵抗意志，而且有助于己方达成战争的突然性，从而大大提高作战效能。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信息时代的心理战地位在不断升级，并被兵家视为未来战争力量的"倍增器".本来就喜欢阴谋诡计又热衷于"不对称作战"的李文宇又怎么可能不重视这种作战方式呢？！自从接手定远军之后，李文宇就立刻组织着手建立心理战部队，并一直保持对其的关注。这支新生的部队也真是不负众望，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欺骗、恐吓、收买、分化瓦解敌人的重要用途，给予了敌人严厉打击。另外，定远军心理战部队在安定叛乱地区群众心理、消除外蒙古等新收复国土上人民对中国的疑虑、为作战部队提供心理支援救护等方面也起了重大作用。
　　虽然李文宇要对付的那个人确实能说会道、在文艺界也有不小的影响力；中共也是人才济济，对那个人的支援也绝对不能小看，还有那些民主人士也可能广泛声援他，但他们毕竟都是非专业人士。尽管这支部队的主力还在忙于跟东边岛国和北边陆地邻国的作战之中，现在只能动用一部分力量，而且为了保密等诸多原因许多手段被限制甚至完全禁止使用，但这支训练有素、具有丰富经验、装备着先进武器的特殊精锐部队绝对不是一个文人加上一群笔杆子就能对付得了的。
　　等送走了于右任回到自己的临时办公室后，李文宇又忍不住抱怨起来："倒霉，写个方案吧；没有PC机，没有U盘，没有WORD，没有五笔，没有打印机，全要靠自己在纸上写。又得熬夜了，不行，不能让那小子一个人舒舒服服睡打觉，得把小谢叫来跟我一起写......"
　　小资料：1、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找出了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于192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判定收入分配均等程度，界于0-1之间的数值，当基尼系数为0时，表示绝对平等；基尼系数越大，不均等程度越高；当基尼系数为1时，表示绝对不平等。市场经济国家衡量收入差距的一般标准为：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绝对平均；0.2-0.3之间表示比较平均；0.3-0.4之间表示较为合理；0.4-0.5之间表示差距较大；0.5以上说明收入差距悬殊。
　　用基尼系数分析居民收入的差异，是一种比较普通的方法。其特点：一是方法本身具有科学性，基尼系数的计算是将社会经济现象数学化了的办法。能从整体上反映居民集体内部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二是基尼系数反映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精确、灵敏，可以反映差异程度细微的和连续的变化。三是在经济工作中可以作为一个综合经济参数纳入国家的计划管理和宏观调控之中。四是基尼系数在国际上应用广泛，便于在实际工作加强横向联系比较，学习和借鉴地区和国外的经验。
　　2、恩格尔系数1857年，世界著名的德国统计学家恩思特（恩格尔阐明了一个定律：随着家庭和个人收入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比例将逐渐减小，这一定律被称为恩格尔定律，反映这一定律的系数被称为恩格尔系数。其公式表示为：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总额/家庭或个人消费支出总额×100%恩格尔定律主要表述的是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随收入变化而变化的一定趋势。揭示了居民收入和食品支出之间的相关关系，用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来说明经济发展、收入增加对生活消费的影响程度。众所周知，吃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在收入水平较低时，其在消费支出中必然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收入的增加，在食物需求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消费的重心才会开始向穿、用等其他方面转移。因此，一个国家或家庭生活越贫困，恩格尔系数就越大；反之，生活越富裕，恩格尔系数就越小。
　　国际上常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在我国运用这一标准进行国际和城乡对比时，要考虑到那些不可比因素，如消费品价格比价不同、居民生活习惯的差异、以及由社会经济制度不同所产生的特殊因素。对于这些横截面比较中的不可比问题，在分析和比较时应做相应的剔除。另外，在观察历史情况的变化时要注意，恩格尔系数反映的是一种长期的趋势，而不是逐年下降的绝对倾向。它是在熨平短期的波动中求得长期的趋势。
　　3、闻一多资料闻一多，本名家骅。著名诗人、学者、爱国民主战士。1899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一个"世家望族，书香门第".五四运动时在北京清华大学读书时即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1922年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后来研究文学。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青岛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闪烁着反帝爱国的火花，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在这以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1943年后，因目睹蒋介石反动政府的腐败，于是奋然而起，积极参加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社长。"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他更英勇地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最后献出了宝贵生命。遗著由朱自清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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